當哀悼人權的鐘聲響起

人權日，台灣沒有歡喜的感覺。

六十年前十二月十日，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時，台灣剛經歷過二二八事件，正要進入戒嚴統治時代。從亞細亞孤兒變成世界孤兒的台灣，從一個被殖民地轉換到另一個被殖民地，而新殖民者後來還是一個流亡的殘餘國家，連自己都國不成國。

二十九年前十二月十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標示台灣政治團體的人權關聯。中國國民黨與從黨外組成的民主進步黨，分別象徵壓迫人權與推動人權的政黨，其間李登輝體制扮演轉型角色。

李登輝時代跨越到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台灣的人權指標反映在人民的高度自由感上。但二○○八年，中國國民黨復辟到類似蔣體制的完全執政時代，自由感蒙上「紅色戒嚴」的陰影。

戒嚴統治時代，中國國民黨以反共之名宰制台灣；現在呢？「紅色戒嚴」是因為親共。台灣的人權受到威脅，從反共而親共，一體兩面，殊途同歸，反映的是中華症候群的政治氛圍。附和在這樣氛圍，左派和右派趨於一致，進步性也蕩然無存。

在自由感充滿的民進黨執政時期，淪為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對沒有完全執政，帶領的也是舊時期被一黨化官僚的民進黨，動輒被以「警察國家」批評社會秩序維護方式。馬英九以台北市長對抗民進黨中央政府，即曾祭出這樣的指控。

其實，對照馬英九政府在中國來使的「紅色戒嚴」，何謂「警察國家」才清楚顯示出來。看看一位台北市警察分局長對「上揚唱片」的過度執法態度之跋扈，可見一斑。從戒嚴長時期惡名走過來，在自由民主洗禮下，好不容易的新形象，就這樣破壞了。

這樣的人權日，怎會有歡喜的感覺呢？一部「紅色戒嚴」的紀錄片，彷彿響起了哀悼的鐘聲。人權日，沒有歡喜的感覺，反而讓人感到悲哀和憤怒。台灣為什麼這麼描繪自己國度的歷史？

（作者李敏勇，詩人）

引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dec/13/today-f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