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鄭陸霖：台灣人，你要怎樣的民主生活？

出處：View Point(Jerry的社會觀察與學習筆記)

http://jerry_cheng.blogs.com/view_points/

台灣人，你要怎樣的民主生活？

早已習慣的吵雜生活中，每天報章雜誌、電視廣播向台灣社會強力傳送各種只為了搶版本、搶收視率，不惜色、羶、腥的報導。我們可以說，這是資本主義汲汲營利的粗暴與庸俗性使然，利弊衡量之下，總還可以以自由的新興民主社會在文化沈澱成熟前的必然混亂來看過。

藍綠政治人物再怎樣荒腔走板地惡鬥與失格演出，我總還可以放到最低限來看，當成政治「市場化」，「政治投機客」為了快速炒作市場（知名度），急於以創造「偽衝突」事件來短線操作利潤的結果，因而可以暫且冷眼旁觀。

媒體與政治共舞，因為它們原本就是構成同一個市場生態的兩個循環互補的部門。政治媒體化、媒體娛樂化、娛樂庸俗化，說明了它們其實是同一個社會過程的幾個切面，喜歡這種「熱鬧」的人不在少數，黏著自己偏好色彩的「政治談話性節目」感受像沉浸在驚悚恐怖片中的過癮。

是的，民主自由的社會必須要不斷確認價值（「這真的是我們所企盼的公共生活？」），市民必須相互溝通提醒更高品質的政治生活應該如何（「還有沒有其它更能夠引領社會向上的生活方式？」），但同時，正因為同樣的民主人的信念，我們也必須要學習去承認許多公民目前偏好的這種「政治參與」方式，價值觀上固然無法認同，但需要學著接納共存。

民主社會從來不是完美的社會，事實上，相反地，它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庸俗性與妥協性上。這種妥協與庸俗性的背後其實是出於對多元意見、情感、認同表達的尊重。而尊重的背後則是對自由的珍視，清楚只要存在著自由，不完美的民主社會就起碼還存在著對可能性的開放，可以透過maybe一時之間看起來庸俗、刺耳的混亂中慢慢相互學習摸索到改進之道。

但是民主社會所建基的這種自由，卻是極其脆弱的。一個弔詭的難題是：「民主社會的主人可以選擇放棄民主、當集權國家的奴隸嗎？」；或者，換一種說法，「我們應該對自由設限，否決自由人放棄自由的權利嗎？」坦白說，我認為這個問題要抽象、抽離地來談，很難有個確切的解答。但是如果放到現實中來思考，卻要簡單而且務實得多。現實世界裡，民主社會的人民確實「選擇」過放棄民主、確實寧願放棄過自由，歷史上不只一次發生過，曾經民主的自由社會突然間墮落向下沉淪，甚至成為向外侵略、逼迫其他國家（民主但是脆弱的國家）喪失自由的禍首，或者淪為這種侵略性集權國家的附庸。

想到「如何」避免這種狀況的發生（如果你/你沒有對自由價值的相信，那麼這個兩難也不會成立的，所以「如何避免」是兩難被提出之前便成立的對話標的），前述的兩難因此可以換個方式再表述一次：「如何用自由，而非強制，的方式減少或者阻止放棄自由的事情發生？」

答案可以有許多，都可以透過思辨再做反覆斟酌，但你會發覺到這些答案都會回頭指向我們一開頭聊到的「對自由的尊重與珍視」，因為從現實來看，自由人之所以放棄自由，並非自由的社會中存在著用高明的方式鼓吹「自由的人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為了實現集體的榮光，讓我們放棄微不足道、棄之無妨的自由吧！」的政治領導，相反地，自由社會應該以能夠容忍這種異端邪說的存在而感到驕傲。更重要的是，自由人之所以放棄自由，是因為像「自由人啊！不要因為自由已如空氣般自在而反而輕忽了自由的可貴，你正在走向漸漸放棄自由的路上，回頭吧！」這樣的聲音漸被隔離、甚至被禁止。

「保衛自由」本身因此是更為根本的課題。自由的兩難可能最終無解，自由的社會放棄自由的可能性永遠將會存在。但是，只要「限制自由」本身隨時被敏感地監視著，尤其是對「反對放棄自由」聲音的限制，那麼自由民主的社會即便再庸俗、再粗暴、再色羶腥，都存在著滿足或多或少需求的空間，也都存在著向上提昇的機會，自由的社會不是那麼容易在集權前妥協，因為它會聽自己反省的聲音。

……

我為何在清晨一早把一天有限的眼力耗盡寫這些「讀起來辛苦」（我已經盡力用口語可親的思辨方式來跟此刻閱讀的您溝通，抱歉）的饒舌文字？因為，我收到台大朋友寄給我的底下一封公開信：

抗議警察暴力！捍衛自由人權！

從 11月3日開始，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臺與政府簽署各項協定，同時在臺北各處，就陸續出現警方藉「維安」之名，對各類以和平方式表達不同意見者，進行粗暴的盤查、損毀、沒收、禁制、拉扯、驅離甚至拘捕。絕大多數遭致警察暴力相向的民眾，根本不曾靠近陳雲林人身，有的市民甚至只是路過、停留或單純拍攝記錄，即遭受上述對待。

透過媒體畫面傳送，我們驚覺事態嚴重¬—這已經不是維安有否過當的技術問題、更不只是政黨認同選擇的問題，而是暴力化的國家公權，對市民社會的嚴重挑釁和侵犯。所有彷彿戒嚴、罔顧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管控鎮壓，連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都質問行政院長；卻只見身為最高責任主管的劉揆，仍在輕佻地詭辯和推責。實在令人既錯愕憤怒，又深感羞辱和不安。

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要強化兩岸經貿交流，也必須透過降低臺灣的民主自由程度、以達成與中國同樣極權統治的水準嗎？

才不過短短幾天，臺灣人民好不容易匍匐建立的民主自由體制，在滿城的警力、威嚇的氛圍與強勢的防堵中，幾近崩解。我們政府，在如同警察國家的武裝保護裡，自我陶醉於「歷史性儀式」的想像、與酒酣耳熱的輪番大宴中。於此，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自由言論與行動權利，完全地被擱置、甚至忘卻。

因為多數的強勢作為根本違憲違法，無怪乎鏡頭前沒有一個警察能理直氣壯說出，他們根據何種「法律」，執行這般上級交待的勤務。警察原是保護人民的公僕，如今在這政府由上而下的嚴峻要求中，竟競相成了限制與懲罰人民表達意見的打手。我們無意歸咎個別只能服從上命的員警，相對的，我們嚴正要求下達此一惡令的政府高層，必須負起最大的政治責任。

我們只是一群憂心臺灣混亂現況與未來發展的大學教授、學生、文化工作者和市民，在沒有任何政黨與團體動員及奧援的前提下，十一月六日（四）上午十一點，將自發性地集結於行政院大門前，以「著黑衣、戴口罩」作為沈痛抗議的象徵，並牽手靜坐至訴求達成為止。我們的訴求是：

一、 馬英九總統和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
二、 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臺。
三、 立法院應儘速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共同發起人：
李明璁（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劉華真（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范 雲（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洪貞玲（臺灣大學新聞學所助理教授）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張鐵志（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後選人）
陳育青（紀錄片工作者）
林世煜（文化工作者）
胡慧玲（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李昀真（臺大社會系二年級學生）
張勝涵（臺大政治系二年級學生）
吳沛憶（臺大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陳柏屼（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陳家慶（臺大法律系三年級學生）
余崇任（臺大社會系三年級學生）
彭維昭（臺大外文系四年級學生）
楊緬因（臺大人類系二年級學生）
李東諺（政大臺史所一年級學生）
王聖芬（臺大中文系四年級學生）
李冠和（臺大政治系四年級學生）
張之豪（市民）

其他名單陸續確認中…

我雖然因為在家養病，很少接觸外界，仍舊對這幾天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感到震驚、憤怒。但這封信讓我覺得，此刻的我最能夠做的，或許並非到靜坐門口加入朋友行列或者表達支持，而是回到自己的blog跟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們聊聊「我們」，我們這些自由的台灣人對自由的信仰與認識（不管你帶著日本、香港、美國、福佬、客家、外省、越南、中國大陸的哪種腔調在這個社會中跟人溝通生活），那些盡管爭執、衝突、嫌惡、冷漠也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尋常局部，卻仍舊使「我們成為我們」的更深的相信與驕傲。

讓我回頭接著談之前的話題。我剛剛講到這裡：

「保衛自由」本身因此是更為根本的課題。自由的兩難可能最終無解，自由的社會放棄自由的可能性永遠將會存在。但是，只要「限制自由」本身隨時被敏感地監視著，尤其是對「反對放棄自由」聲音的限制，那麼自由民主的社會即便再庸俗、再粗暴、再色羶腥，都存在著滿足或多或少需求的空間，也都存在著向上提昇的機會，自由的社會不是那麼容易在集權前妥協，因為它會聽到自己反省的聲音。

成熟的自由社會因此乃是建立在一種文化共識，對公民的表達自由施加限制的厭惡，尤其是對發生在公民與公民之外、之上，透過政策、法律與行政施為國家對民間日常生活的拘限，必要仔細斟酌而且開放討論才能被信服接受。而在所有這些自由限制之上，最為民主社會所厭惡與警覺的正是國家透過軍、警這種被我們謹慎地授予「合法性」的暴力形式。尤其當軍警的強制力侵犯到人民自由意見表達的範圍，越過民間社會內部各種衝突而強行介入形成排除時，它馬上觸動到成熟自由社會中自然而發接近對亂倫厭惡的「民主禁忌」，它在民主社會多元意見衝突妥協的過程中必然構成一種對單方意見（而且通常是對居於上方領導集團順遂統治的干擾）的排除，形成一種對民主的民間社會生活方式與根本倫理感知的侵犯。

如果，我們這些民主社會的自由人對此麻痺而不感憤怒，那麼這是社會開始縱容沉淪，權力傲慢的潘朵拉盒開啟的警訊。

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許多年前，我還年輕時發生的一件政治事件。那是1979年，台灣還在國民黨壟斷所有權力、橫行霸道、處處箝制人民自由的戒嚴時代，當時國民黨嚴厲緊縮言論自由。張俊宏結合其他黨外議員在省議會質詢（唉，當年那個台灣人民只能拿省議會當國會，「狗吠火車頭」的年代，大概早被遺忘），指責國軍演習部隊兵員及坦克開進省議會園區休息是「大軍壓境」，對象徵（當時也只能「象徵」）民間社會的民主公共論壇是一種惡意的不尊重與侵犯。

當時張俊宏在質詢時說過一句台灣民主政治史的名言：「羅馬的偉大在於軍隊不越過泰伯河」。我一直以為台灣經過民主化洗禮，人們已經將民主社會的自由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當成像陽光、空氣、水一般自然存在的東西（或許因此而忘了珍惜？），所以即便政黨再次輪替也不至於、起碼不那麼輕易倒退。政治與日常生活自然有著深刻的關係，但應當還不至於侵犯到更廣闊民主社會的生活理路與倫理直覺。這幾天發生的事觸動到我的神經，讓曾經這樣想的我開始對台灣社會的成熟度產生懷疑。

現在，我開始覺得過去過於天真，政黨二次輪替對我們的試煉終於來了！舊的國民黨現在可能長得斯文許多，但一旦黨政軍警全部集中後，它那些毫無忌憚的壞毛病還是又回來了。這樣的國民黨其實對我而言是熟悉的，我所擔心的，是台灣這個社會的文化底層是否足夠堅實，能夠抵抗倒退？在兩岸接觸過程中台灣應該刺激中國民主，而非倒過來賤賣自由，不是嗎？

台灣社會曾經經過長期的戒嚴統治，它因此塑造出一種對權力橫行霸道的麻痺縱容，不惜代價只要經濟繁榮、餵飽肚子就好、卑微矮小的公民身影，甚至在經過許多人犧牲而進入民主化後，存在著對過去政權暴行「歷史的必要」的認可。在這種集體心態下因為歷史陰錯陽差而跨入民主化的台灣社會，真的成熟到足以捍衛自身的自由生活方式嗎？自由社會的台灣人，還有警覺自由流失時能捐棄藍綠成見、捍衛民主社會基本倫理的見識與勇氣嗎？

我開始懷疑，但仍抱希望，尤其是看到公開信最後那些年輕學生的名字時，我受到鼓舞。妳（你）不需要像民進黨領導鼓吹倡導的那般定要「一同走過從前」，但一定還是跟我一樣，有將台灣帶到更好未來的信念。我這樣偏執地相信，這些年輕人不在少數。

省議會抗議事件的30年後，軍警再次越過泰伯河，而且在政治領導的無恥縱容下毫無禁忌地雄辯著。台灣雖小，但卻是個可以偉大的自由社會。妳還這樣認為嗎？讓我們一起在喧囂爭吵中沈靜片刻，給自己一點時間想想，我們這些自由人的想望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