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國民黨時代，做官是一輩子的終生職業，老固僵化的官僚體系造就出應付政務的三部曲「開會、寫說帖、 發表聲明」，這套以不變應萬變、省略與公民對話的為官之道，最近重現於二十一世紀、標榜「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里程碑」的台灣新政府身上。 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決策慌亂的具體實踐，是非常典型政府現代化治理能力不足的案例，一個政策品管流程出問題的團隊，如何寄望其是一支優秀精 良的涉外談判隊伍？又何以達致「對台灣有利」的政策目標？

ＥＣＦＡ從ＣＥＣＡ（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折騰至今，被外界批評為換湯不換藥，實 則是政府從上到下亂了套。馬英九親上火線電視開講，試圖重新整理隊伍定調政策，但接續端出來的因應法寶居然是從舊貨堆中翻出來的老步數，經濟部受命密集 「開會」後，將在本週趕製「說帖」，準備好好的「發表聲明」推銷ＥＣＦＡ一番，這種到現在還不知道自身問題出在哪裡、外界為何強烈反對的遲頓與麻痺，只是 說明這個政府根本就是「盲人騎瞎馬」，台灣豈能被拖著「夜半臨深池」，步上危境而不自知？

據報導，這份正在草擬尚未面世的ＥＣＦＡ說帖，將 整理三十餘個相關問題「答客問」，其中特別引述國內某學者的研究指稱，「簽署ＥＣＦＡ後台灣ＧＤＰ將可增加三點三％」，外界非常好奇，繼馬英九局部引用所 謂中經院報告進行選擇性解讀後，難道經濟部要繼續鬧笑話？學者具有社會責任，未來的官方說帖若真出現此一「驚人發現」，必須註明作者姓名、使用什麼模型、 採用的資料，最關鍵的是假設前提為何？此一前提是否合理？才能昭大信，政府不應再以黑箱作業、數字遊戲欺蒙民眾，否則將是政府可信度的破產，也是學術淪為 政治僱傭的墮落。

其實，馬政府與其浪費公帑以ＥＣＦＡ說帖在那牛頭不對馬嘴的自說自話，不如老老實實的回答幾個基本問題，比較環保實際。第 一，政府的政策評估在哪裡？明年開始逐步實施的東協加一調降關稅，對我相關產業實際影響的公信力數據為何？與中國洽簽ＥＣＦＡ何以是唯一的一條路，此外政 府即無計可施？簽了ＥＣＦＡ是否就能獲致中國不干擾台灣與各國洽簽ＦＴＡ的保證？

第二，政府計畫與中國洽簽的ＥＣＦＡ其內容究竟是什麼？我 方主觀期待對岸就石化、機械業降稅，中國可能提出的相對要求是什麼？對我相關產業的衝擊為何？因洽簽ＥＣＦＡ所產生的利益是否制訂了公平分配的機制，讓全 民所共享？或只是國共勾結特定財團的利益獨享？因洽簽ＥＣＦＡ造成對我產業的傷害與廣大勞工失業問題，政府如何有效因應？是否誠實告知國人？

第 三，政府準備用什麼地位與中國簽署？馬英九政策白皮書白紙黑字寫的是與各國洽簽ＦＴＡ、ＣＥＣＡ，皆是「協定」，為何現在配合對岸指定成了不具主權意涵的 「協議」？這就是胡錦濤所謂的「一個中國」之下什麼都好談？兩岸完成協商後，是由雙方政府出面簽署嗎？或依舊仍由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陳雲林簽字？ 江丙坤之前有家族未利益迴避問題至今未解，現在又倡議兩岸協議先於政府授權，未維持最基本的談判中立與信賴原則，如此代表是否適任？

第四，政府做了什麼政策形成前的溝通與對話？台灣與中國要洽簽任何協定，無論其名稱為何，都是影響層面至廣的重大公共政策，必須有充分理性的社會論辯過程，在宣佈為「既定政策」前，行政團隊的內部整合是否完成？與在野黨有何接觸？與國會有何討論？與社會又有何說明？

第五，政府決策是否符合民主程序？ＥＣＦＡ的洽簽基本原則，政府是否到立法院充分提出報告？是否進一步促成兩岸協議處理條例的立法，以完備國會監督，增加人民充分理解？並且涉及兩岸經濟整合的擬議，是否應以公投徵求全民同意？

就以上五個簡單的問題，誠懇地向人民報告，這是現代民選政府的基本動作與責任，唯有上述疑點一一釐清，政府才能以堅實的民意後盾，在談判桌上將國家利益極大化，如果區區五個問題都拒絕人民知的權利，那麼連穩定的台灣都不可得了，何來穩定的政府？

by 政策會

馬政府製造出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事實上，「東協加一」、「東協加三」對我國的傷害，絕不如馬政府所聲稱的那麼大。所以實在不必為了簽訂兩岸經濟協議，而犧牲國家重大利益。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顧瑩華等，2005年），台灣的實質GDP在「東協加一」形成後，僅下降0.151%，若是「東協加三」則是下降0.707%；而且這還是假設政府什麼也不做的狀況下。至於因此造成的失業人數，更是誇大不實，缺乏合理的推論基礎，根本是在恐嚇人民。

另外，和中國簽經濟合作協議，並不等於台灣加入「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和中國簽訂CECA 只能讓我國某些產品免稅進入中國，出口至其他東亞國家仍需納較高關稅，換言之，我們不只得不到其他國家的市場，反而要更加深對中國的依賴。所以，即使東協加一或加三對我們造成威脅，我們的對策也應該是和中國談判不阻擾台灣加入東協加三，而非只和中國簽加深依賴的經濟合作協議。

事實上，中國尚未做出任何未來不排擠我國和他國簽訂FTA的承諾，只和中國簽CECA或是ECFA就是給中國高於其他國家的開放和優惠，而我們也是在其他國家被排擠而只能往中國發展，結果是更依賴中國。

台灣無法和其他國家簽FTA的原因，眾所周知就是因為中國故意在孤立我們，而絕不是我們沒有先和中國簽訂經濟協議。馬政府塑造先和中國簽訂協議就可以和其他國家正常往來的假象，根本是欺騙人民的作法。

台灣應該做的，是要求中國先公開承諾不排擠我們，讓我們加入「東協加N」，且和其他主要國家談FTA，當這些承諾都可兌現時，再同時與中國簽訂經濟協議，才不會中了中國的圈套。

事實上剛好相反，簽訂兩岸經濟協議才會造成大量產業外移和失業。

台灣若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協議，進一步開放技術、人員、資金、勞務、商品等的自由流動，不僅僅是中國的勞工將直接排擠到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同時也讓台商更方便到中國投資設廠。到時候不但把台灣原本的生產線整個移到中國，同時也會將產品回銷台灣與本土企業做低價競爭，造成更多的本土企業關廠歇業，衝擊內需產業的生存，讓更多的台灣勞工飯碗不保，造成國內失業問題的惡化循環。

依經濟學中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當兩國極密切往來時，兩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將會拉得更接近。以前我國和美國密切往來，所以工資被往上拉，現在若和低工資的中國密切往來，工資必將會被拉下去。

by 政策會

經濟協議不只是經濟問題

 事實上，CECA或ECFA絕對不只是經濟和出口市場的問題，它牽動的是兩岸政治議程、經濟互動安全性、及產業與財富的重分配，絕對需要詳盡的評估與政策討論的過程。

經濟整合在全世界都是政治問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當選擇與他國在經濟關係上建立更緊密、優惠的關係時，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考量。連國際媒體都把CECA視為兩岸邁向統一的重大象徵，正顯示出外界的疑慮。馬政府對於這一點，可不能把頭埋在沙堆裡，假裝看不見。

事實上，兩岸簽訂任何經濟合作協議，都牽涉到台灣的主權與經濟自主，也關係到台灣每一位小老百姓的生活，絕不能被簡化成意識形態的問題。

無論是CECA或ECFA，台灣社會從沒有充分討論過；馬政府也從沒有提供過完整的評估，告訴社會：協議的實際內容是什麼？是以什麼條件來進行？是否有附加政治代價？做出什麼政治讓步或暗盤？在缺乏資訊公開的狀況下，一切都是問號。

當一切都模糊不清的時候，執政黨竟然只想用「意識型態」一頂大帽子，就想壓下所有質疑的聲音，甚至用粗話來形容反對的人。這種唯我獨尊、執意推動的態度，才真的是意識型態作祟！

事實上，別的國家在推動經濟合作時，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自然不會有政治統一或併吞的問題。但「胡六點」中已明確表明兩岸簽訂綜合性合作經濟協議，必須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包藏統一的政治目的已經非常明顯。

中國早就明講過，兩岸經貿往來的目的是要促成「祖國的統一」。中國的策略就是「以經促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促使台灣對中國更高度的經濟依賴，就是中國規劃的統一途徑，讓台灣掉入中國的陷阱。

我們絕不能天真地以為，可以在經濟協議中輕易地迴避主權議題。因為依國際法院長期確認的剛性原則，台灣與中國在執行簽訂所謂「經濟議題」法律文件的過程中，任何涉及主權矮化的「默認」，都將會造成在國際法上對我們主權認定的不利結果。這種自我默認所產生的法律拘束力，比起中國外交上的政治壓力，可說更加可怕。

《中國時報》十六日社論認為民進黨反對CECA是意識形態，此一評論有待商榷。兩岸簽定重大經貿合作協定，不但涉及台灣主權對等以及經濟自主的重大利益，也關係到台灣每一位小老百姓的生活，絕不能被簡化成意識形態的問題。

民進黨執政時期，包括大三通直航等重大政策，事先都會作好機會與風險的完整評估報告，針對不同產業、不同群體的利益損害影響進行評估，並從小三通開始試行。馬政府迄今未公布CECA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與台灣社會內部做好充分對話，就直接對外宣稱「兩岸未來簽署CECA的政策已經定調，未來會透過海基會與對岸進行談判」，凸顯決策跋扈與一意孤行。

中國一貫的對台經貿戰略就是要將台灣納入其大中國經濟圈之中，讓台灣成為中國的經濟附庸。所以中國一方面封鎖台灣與其他國家或區域聯盟簽署FTA（自由貿易協定），一方面釋出誘因要與台灣建立類似港澳和大陸簽署的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而CECA是它的台灣版），這也是當前兩岸在這個議題上最大的分歧點。

「胡六點」已明白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因此，兩岸若簽訂CECA， 將須以「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為前提，台灣必須遵循「一國兩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台灣必須放棄對中 國「反傾銷措施」的權利，也無法課徵平衡稅，台灣終將淪為中國低價商品傾銷的市場。它的可能惡果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和農業，在傾銷的市場壓力下退出生產， 勞工、農民和中小企業成為CECA的輸家，而兩岸的大企業集團成為贏家。對於這種毫不設防的開放政策，我們必須說，也不符合WTO的精神。

台 灣近期經濟的表現，不論是整體經濟成長或是對外出口表現，都被國際機構評為最糟的國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馬政府過度傾中的經貿政策，喪失了台灣經濟自主 性。如台灣一月對外總出口衰退四四．一％，最大的原因就是對中國的出口部分衰退了五八．六％，而同期中國的出口則僅衰退了十七．五％，其中有許多台灣商品 或是關鍵零組件已被中國製品替代掉，馬政府必須正視這項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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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現在政府優先要解決的是國內廣大的失業潮問題。馬政府若與中國簽訂CECA，進一步開放技術 人 員、資金、勞務、商品等的自由流動，不僅僅是中國的勞工將直接排擠到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同時也讓台商更方便到中國投資設廠。到時候不但把台灣原本的生產 線整個移到中國，同時也會將產品回銷台灣與本土企業做低價競爭，造成更多的本土企業關廠歇業，衝擊內需產業的生存，讓更多的台灣勞工飯碗不保，造成國內失 業問題的惡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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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噩夢不要開始。兩岸問題已經不是主權問題而已，經濟弱勢者的生存權，更是我們憂心所在。把不同的思考當作意識形態，難道不是僵固的教條？對於CECA要有不同的討論，才是保護台灣利益的起點。

國共論壇展開前後，馬英九很低調，未對國共論壇發言。這是要凸顯黨政分際，還是說明府被黨給綁架了？馬英九當初宣稱的「二軌」已經無法代表現在的國共平台，他得清楚界定說明國共平台到底是什麼東西。

熱鬧的國共論壇落幕了。在論壇中，共產黨對國民黨以及台灣釋出不少善意，包括同意討論兩岸綜合經貿協議。這對馬英九而言，應該算是一種收穫，不過，令人非常費解的是，在馬英九整個兩岸政策機制中，國共論壇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馬 英九剛就任總統時，曾把「國共平台」定位為「兩岸第二軌溝通管道」。兩岸外交事務，需要非正式的溝通管道，這些管道是為了相互試探、瞭解，試圖為雙方正式 協商設定議題。對台灣這種國際處境不利，兩岸關係曖昧的國家而言，二軌外交更形重要，台灣過去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運用二軌外交也行之有年。

二軌，與陸委會授權民間團體與中國協商不同，前者是非正式、不具法律效力的，而後者達成的協議是具法律效力。因此，在二軌外交中，雙方可以較不受拘束地對話，以做為雙方尋求正式協商議題的背景、共識。

二軌通常是低調進行，很少看到像國共論壇這種喧喧嚷嚷、惟恐天下人不知的「二軌」。吳伯雄等人公開在會議上向中共提出許多「需求」，中共也慷慨回報十大利多 政策。雖然這些利多政策是操之在對方，不需要透過兩岸協商來達成，這次國共論壇中卻給人一種印象：弱勢台灣的執政黨領袖，向強勢中國的統戰當局（政協）提 出需求，而對方很慷慨、很「照顧台灣同胞」。

這種不對等的互動，是馬英九心目中理想的兩岸協商嗎？

陸委會便宜行事，讓政務官登陸參與國共論壇。與會的經建會副主委單驥說，兩岸「官方對官方」是「大勢所趨，理所必然」。的確，兩岸各層次官方協商是必要的，政務官登陸規定也應該放寬。問題是： 官方對官方是經過陸委會規範、授權的正式協商？還是二軌私下溝通？如果是非正式溝通，國際會議本來就是最能「掩人耳目」的場合，而不是這種敲鑼打鼓的國共 論壇；如果是正式協商，就得依法、依行政規範來進行。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有關兩岸協商的精神還是以「白手套」為主；若要進入官方協商階段，馬政府要做的是透過立法程序，修改法律。國民黨在國會居多數，卻捨民主程序不由，而讓官員違法登陸。以這種便宜行事的心態處理兩岸關係，如何讓民眾放心？
馬 英九在兩岸關係上掌握足夠的合法資源，國安會、陸委會、海基會都是受到法律與行政規範正式的組織，而國會又是藍營占優勢，這些資源足夠讓馬英九做事，也讓 兩岸政策受到規範、讓民眾安心。但馬英九似乎未能有效地統合掌握整個大陸政策系統。以陳雲林來台達成的四項決議，立法院未能三十天內審過，行政院以《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九十五條的規定，視為立法院同意。不禁讓人懷疑馬英九是否能有效統合黨政機器。

國共論壇展開前後，馬英九低調未對國共論壇發言，府院高層也未歡送連吳等人。這是要凸顯黨政分際，還是說明黨的兩岸政策非府院可控制？或說明府被黨給綁架？

在兩岸關係這件大事上，馬英九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決策體系，他當初宣稱的「二軌」已無法代表現在的國共平台，他有必要清楚界定說明國共平台到底是什麼東西。

上海號稱擁有最多台灣人，但離農曆春節越近，這些旅滬台灣人的心情就像上海天氣般，灰濛濛的毫無喜悅之情。原因就是返台機票創下歷年最貴記錄，「天價機票」嬌貴得讓這些海外遊子在尾牙跑攤餐敘時，見面第一句話全是：「機票買到沒？多少錢？在哪買的？」

不說還真不知這麼貴！目前上海飛桃園一張春節往返機票平均六千元（人民幣，以下同）起跳，以低估的匯率四點八換算，要價二萬八千八百元台幣。若選擇除夕前兩天（廿三、廿四日）回台、二月三日或四日返上海的機票，目前有旅行社賣到七千元，折合三萬三千六百元台幣。而非春節價格僅三千至三千七百元，春節期間整整貴了一倍。

在上海台資飯店工作的陳小姐，今年年假有兩周。「我是安排早走晚回的行程，稍微錯開返台潮，但台北來回一張也要五千二百元。」陳小姐一臉哀怨指出，「我一位朋友還問到六千五百元的，價格跟上海日本五日遊差不多，沒想到三通後機票更貴，真是貴死人不償命！」

由於近幾月國際油價暴跌，習慣在商言商的上海台胞們，實在難理解機票貴的道理。目前兩岸各航空公司的統一說法不外：省時價高的市場區隔理論、貨艙無法攬貨收入減、彌補高油價虧損等等。部分卸責說詞則是：「價格高問題出在旅行社，票都被劃走了，他（旅行社）要賣多少錢，我們航空公司實在管不著！」
票價貴讓台胞變「呆胞」，心生怨懟下也謠言四起。「我聽說是航空公司說好的，統一價格一起賺。」一位在上海媒體圈工作、據稱掌握內幕消息的王姓台胞透露：「大家說好底價五千元起跳，反正僧多粥少不怕賣不掉。」

身上銀兩多，機票貴還不怕，在上海從事地產業務的老李氣得滿臉猙獰指出，「我才慘，一家四口回台，這種天價包機付得起嗎？要花十一萬（台幣）耶！」最後全家決定改從香港中轉回台灣，一張四千元埋單，算算省了快四萬台幣，老王不忘補了一句國罵「靠夭」說：「誰叫我窮，我該死、我活該，窮就用時間換金錢，乖乖去香港轉！」

去年總統大選時吆喝朋友支持小馬哥的張志遠，今年參加朋友尾牙聚餐時都不敢吭氣，僅低頭賠禮道歉，「這種機票價格，我自己都買不下去，當初又一路鼓吹馬上台、機票馬上降。」內心充滿委屈的張志遠說道，「誰曉得結果是馬上漲、還飆漲，都被朋友怕臭頭了！」

為了贖罪，「台胞」張志遠決定改當「待胞」，「我問過了，春節包機台灣飛上海位子都很空，機票很便宜。」張志遠嘴角露出一絲笑意低聲說：「我已說服爸媽今年到上海過年，旅遊探親抱孫子，一兼二顧、摸蛤兼洗褲，這年頭大家都不容易，別跟錢過不去，哈！」

財經中心／記者余健源、陳奎宏  綜合報導

引頸期盼的兩岸大三通，可望在本(12)月15日正式啟航，貨運輪航商長榮、陽明早就迫不及待，向大陸方面直接表達增加直航據點的需求，不只航商 樂觀，科技業者因為預估每年可以省下數百億元，未來產品製造地由MADE IN CHINA換上MADE IN TAIWAN，競爭力也變得更具優勢。

等了好久，兩岸海空運大三通可望在15日正式起飛，直航進入倒數計時，再過不到一周，大陸預計將全面開放48個沿海港口以及12個內陸港口，在航空業年底前兩岸周末包機也將從現行的36班，一口氣增加到108班。

大陸海航會理事長胡漢湘表示，「(我們會)問問所有的航商跟港口還有業主需要大陸開放哪些港口，我們就開放哪些港口，需要多少就是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對岸開放直航敞開雙手歡迎，運輸業者早就迫不及待，除了原有的配額之外，龍頭陽明、長榮更向大陸方面直接表達增加直航據點的需求，市場會這麼樂觀，就是看上兩地台商龐大的進出口需求。

如果以科技業來說，光是運送成本就可以省下兩到三成，如果再加上人員往返時間縮減，預估就可以省下高達四到五成的開銷，算一算，等於一年就可以省下高達數百億元的開銷。

不只如此，原先在大陸生產出貨掛上MADE IN CHINA，可望搖身一變換上MADE IN TAIMAN，產品競爭力也變得更具優勢。

科技業當中，以面板產業受惠最大，因為目前前段製程在台灣，後段模組在中國來看，現行運往華東的船隻必須先繞過日本石垣島，運往華南則必須繞道香 港，還必須支付過境費，如果再加上運費跟時間，未來直航後一次將可以節省數億元的成本支出來看，加上未來可望掛上台灣出品的金字招牌，也難怪大三通直航還 沒開放，就讓航商們搶破頭，台商更是引頸期盼15日的直航趕快到來。

來源：台北時報2009年1月21日。中文翻譯轉錄自「與媒體對抗國際新聞版」：http://www.socialforce.net/phpBB/post_747360.html#747360。

【外電】腐蝕中的司法：第3封公開信

親愛的馬總統：

我們這些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澳洲的學者和作家，認為自己是民主台灣的長期支持者。我們簽名背書這封信是為了表示我們對過去幾個月中台灣的司法體制被腐蝕的關注。

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兩次對王清峰司法部長公開的表示了我們的關切，然而部長的答覆令人擔憂﹔部長始終不願意承認有任何的問題，並否認司法的程序是有瑕疵而且 是不公平的。我們對總統提出的關切，深信您會將此視為擁護台灣民主的國際友人提供的諮詢意見，我們深切的關心這個國家以及台灣作為一個自由和民主國家的未 來。

首先，我們希望可以提出以下這個事實﹕您的政府尚未對自由之家和國際特赦組織的建議採取任何行動，也就是對中國特使陳雲林的訪問事件進行獨立的調查 ，特別是警察的行為和對基本自由的侵犯。唯有建立嚴格而中立的委員會，才有可能由陳雲林訪問期間所發生的騷亂事件中得到公平客觀的結論。

第二，我們也對陳水扁前總統案件的法律程序感到不安 。他的案子首先由三個法官組成的法院在12月13日裁定當庭釋放，後來轉到另一個法庭又在12月25日(當天是聖誕節也是行憲紀念日)羈押他，這個轉變似 乎是來自於立法院國民黨籍立委的政治壓力而造成的。孔傑榮教授在2009年1月8日南華早報的評論中，已詳細的描述這種政治干涉司法系統的現象，而美聯社 在1月4日也把發生的過程給了精闢的見解。

第三，我們對大規模的向媒體洩露正在調查中案件的訊息也深感憂慮，特別是因為從內容和性質來看，這些洩漏只能來自檢察官辦公室。正如美聯社2009年1月 4日的報導，台灣著名的觀察家們，例如國立台灣大學教授王業立，指控這些洩漏是來自檢察官，在陳的案件中他們「一貫性的違反了調查進行期間應保護案情細節 的原則」。

這樣的行為模式顯示了司法體系明顯的偏見，以及對公平和正當程序的漠視。

而當一批檢察官以短劇來諷刺被他們起訴的人，他們對司法專業水準的不重視已經達到了新低點。更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王部長對此的辯護是，那只是「為了好玩」。

新聞的通訊社引用部長說的話： 「這只是一個舞台劇來幫助大家放鬆的。沒有理由把它看得太嚴重。 」

我們認為，檢察官的行為和王部長的意見顯示他們缺乏司法的專業和政治中立的態度。

我們在此重申任何涉嫌腐敗的案件都必須被調查，而且被告如果經過嚴格公正的審判過程而被判定有罪，他們應該在審判後得到公正的懲罰。因此，我們要強調的是 司法系統的政治中立，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要素。上面提到的例子，已經顯現出調查的過程已經達到聳人聽聞的程度﹔無論被告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和無罪推定 的原則都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法治化的司法是台灣要鞏固民主和保護基本人權不可缺少的。

除了這些被告已經被傷害以外，台灣的國際形象也已受損。一個國家的總統對部下的行為是負有政治責任的，因此，我們敦促您立即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來糾正這些程序中嚴重的缺失﹔它已經玷污了國家的榮譽，也許已經是無法彌補了。

台灣的司法體系不僅必須做到不容懷疑，更不可以涉嫌偏袒和政治偏見。我們呼籲總統先生您，恢復台灣司法系統的信譽，並確保您的政府、司法部門、和國會機構能夠保障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因為這些是台灣人過去二十年來非常艱苦努力才得到的。

恭敬的，

Nat Bellocchi 白樂崎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
Coen Blaauw ﹝華盛頓FAPA ﹞
Stphane Corcuff﹝法國里昂大學「中國和台灣研究」政治學副教授﹞
Gordon G. Chang ﹝「即將崩潰的中國 」作者﹞
David Curtis Wright ﹝加拿大Calgary 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June Teufel Dreyer ﹝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
Edward Friedman ﹝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和東亞研究教授﹞
Mark Harrison﹝澳洲Tasmania大學資深講師華語研究主任﹞
Bruce Jacobs ﹝澳洲蒙納許大學亞洲語言和研究教授﹞
Richard C. Kagan ﹝翰林大學教授，「台灣的政治家，李登輝和亞洲的民主」的作者﹞
Jerome F. Keating ﹝國立台北大學副教授（已退休），"Island in the Stream, a quick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mplex history"的 作者﹞
Hon. David Kilgour ﹝加拿大 前國會議員和亞太國務秘書﹞
Victor H. Mair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
Donald Rodgers ﹝奧斯汀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
Terence Russell ﹝加拿大Manitoba大學教授﹞
Christian Schafferer ﹝副教授，國際貿易，海外華人華僑理工學院，奧地利協會東亞研究主席，主編「當代東亞」﹞
Michael Stainton ﹝加拿大多倫多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Peter Tague ﹝美國DC喬治城大學法律系教授﹞
譚慎格 ﹝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Arthur Waldron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
Vincent Wei-cheng Wang ﹝美國里奇蒙大學教授﹞
Gerrit van der Wees ﹝台灣公報編輯﹞
Stephen Yates葉望輝 ﹝前美國副總統亞洲政策顧問﹞
Terri Giles ﹝洛杉磯福爾摩沙基金會執行主任﹞
Daniel Lynch﹝美國南加大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

轉錄自：Taipei Times , Wednesday, Jan 21, 2009, Page 8

Eroding justice: Open letter No. 3 

DEAR PRESIDENT MA

We the undersigned,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Canada, Europe and Australia, consider ourselves long-time supporters of a democratic Taiwan. We write to express our concern regarding the eros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On two previous occasions we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our concerns to Justice Minister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but the minister’s responses are troubling in their persistent failur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re even is a problem, and in their attitude of denial that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flawed and partial. We trust that our raising our concerns with you as president will be treated as advice from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First we may mention the fact that your administration has not yet acted upon recommendations — made both by Freedom House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surrounding the visit of Chinese envoy Chen Yunlin (陳雲林),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lice behavior and infringements on basic freedom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rupulously neutral commission is essential if there is to be a fair and objective conclusion on the disturbance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Chen Yunlin visit.

Secon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legal proceedings in the case of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he switch of the case from a three-panel court that released him on his own cognizance on Dec. 13 to a court that subsequently re-incarcerated him on Dec. 25 — both Christmas Day and Constitution Day — seems to have resulted from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KMT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his commentary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f Jan. 8, 2009, professor Jerome Cohen presented details of such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e judicial system, while The Associated Press on Jan. 4 also gave incisive insights in the process that took place.

Third,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widespread pattern of leaks to the media regarding ongoing cases — leaks which because of their content and nature can only have come from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As was reported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on Jan. 4, 2009, prominent observers in Taiwan such as professor Wang Yeh-lih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arge that these leaks come from prosecutors who “consistently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guarding the details of investigations during the Chen case.”

This pattern of behavior displays a distinct bia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a disregard for fair and impartial processes.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judicial standards reached a new low with the skit by several prosecutors who satirized those whom they are prosecuting. We are disturbed by Minister Wang’s defending this as “just for fun.”

Press agencies quote the minister as saying: “It was just a play to help everybody relax. There’s no reason to take it too seriously.”

In our view the actions by the prosecutors and the comment by Minister Wang display a lack of judicial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neutrality.

We reiterate that any cases of alleged corruption must be investigated, and that if the defendants are found guilty in a scrupulously impartial process, they should receive just punishment after trial. We thus emphasize that the political neutrality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a democracy. The examples mentioned above indicate that the investigative process has been conducted and sensationalized to the extent that both the right of the accused to a fair trial, an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have been seriously jeopardized. Justice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is essential to Taiwan’s efforts to consolidate democracy and protec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addition to the harm done to the personas of those accuse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aiwan has suffered. A president of a country bear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duct of his subordinates’ actions, and we therefore urge immediate and decisive action to correct the severe flaws in the process that are staining the national honor, perhaps irreparably.

Taiwan’s judicial system must be not only above suspicion but even above the appearance of suspicion of partiality and political bias. We appeal to you, Mr President, to restor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n Taiwan and ensure that your government and its judiciary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safeguard the full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which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worked so hard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Respectfully yours,

Nat Bellocchi,

former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C

Stéphane Corcuf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and Taiw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France

Gordon G. Chang

auth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David Curtis Wrigh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Florida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Mark Harrison

Senior Lecturer, Head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smania, Australia

Bruce Jacob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Richard C.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St Paul Minnesota. Author, “Taiwan’s Statesman, Lee Teng-hui and Democracy in Asia” and other works on Taiwan

Jerome F. Kea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t.). Author, “Island in the Stream, a quick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mplex history” and other works on Taiwan’s history

Hon. David Kilgour

former Member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Pacific, Canada

Victor H. M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nald Rodg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Texas

Terence Russell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Christian Schaffer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 Austrian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Edit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Michael Stainton

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Toronto, Canada

Peter Tague

Professor of Law,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ohn J. Tkacik Jr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ncent Wei-cheng W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Virginia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Taiwan Communique, Washington DC

Stephen Yates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erri Giles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 Foundation, Los Angeles

Daniel Lync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東莞工人，2007年新聞相片)

這篇法國《世界報》文章告訴我們幾件事情：一、全球的經濟危機對於中國之效應，不是走到末期，而是剛起步；二、很有可能，中國將是這波經濟危機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三、廣東是目前中國最受害的地區；四、即使如此，這仍是外商在中國重新佈局的好時機。

和中國經濟，特別是指廣東地區，依存程度全世界第一高的台灣，相信也不會有好光景。不過由現在看來，過去幾年對中國的「鎖國」，雖然根本沒成功，但該政策還真立意良深。

La crise mondiale enraye la machine à exporter chinoise

題目：世界危機讓中國出口停機

LE MONDE | 14.01.09 | 14h58 • Mis à jour le 14.01.09 | 14h58

PÉKIN CORRESPONDANCE 北京通訊

L’impact de la récession mondiale sur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se fait de plus en plus ressentir sur l’économie chinoise, très dépendante de ses exportations : après un déclin de 2,2 % en novembre 2008 par rapport au même mois de 2007, celles-ci ont chuté de 2,8 % en décembre selon les chiffres des douanes cités dans la presse chinoise.

中國是個相當依賴出口的國家，對於目前世界性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影響，已經愈來愈有所感受了；根據中國媒體引述其海關之統計，2008年十一月出口比前年同期下降了2.2%，十二月則是退了2.8%。

Les importations se sont également contractées de 21,3 %, ce qui aboutit finalement à un nouvel excédent commercial record. Celui-ci devrait atteindre pour l’ensemble de 2008 un peu moins de 300 milliards de dollars (225 milliards d’euros). "La crise de 1929 a montré qu’un pays excédentaire souffrait le plus dans le cas d’une fuite en avant dans le protectionnisme. Ce qui n’est pas encore le cas. A cette époque, les Etats-Unis avaient des excédents et étaient un peu dans la position de la Chine aujourd’hui", analyse Pierre Mongrué de la Mission économique française de Pékin.

另一方面，進口則大大緊縮了21.3%，新的出超(編按：出口-進口)紀錄因而誕 生，2008年整體出超額將高達至近三千億美元。「1929年的經濟危機已經證實了，當保護主義加速危機之際，出超型國家將受苦最深，只是目前還沒走到如 此地步而已；在當年，出超的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就有點像今日中國。」駐於北京的法國經貿事務處摩格湖也先生如此分析。

Les détails des chiffres du commerce pour novembre montrent que les sorties de produits vers Hongkong, donc en provenance essentiellement du Guangdong (sud de la Chine), sont celles qui ont contribué le plus à la baisse des exportations. "Les fermetures d’usines dans cette province ont sans doute précipité le mouvement. La chute des importations provient à 80 % des pays asiatiques, (Taïwan, Corée du Sud, Japon…), ce qui montre l’impact en amont sur les produits ou le matériel importés pour être transformés en Chine", poursuit M. Mongrué.

十一月詳細的商 業數據顯示，將全國出口值拉下最嚴重的地區，莫過出口標的為香港者，主要則是廣東省。「無疑地，該省的關廠風潮加速了此動向。另一方面，中國進口量的遽 降，八成是源自於台灣、南韓、日本… 等一些亞洲國家，所進口的物品或材料，原本是要在中國進行加工的，這是從上游造成影響。」摩格湖也先生接著表示。

FRETS MARITIME ET AÉRIEN À LA PEINE  海空航運業正慘著

La détérioration de la conjoncture touche des aspects essentiels de la chaîne d’approvisionnement comme le financement du commerce et le transport. Le ministère du commerce a ainsi récemment encouragé les exportateurs chinois à se protéger davantage des risques de défaut de paiement de la part de leurs clients, notamment en s’assurant : selon l’agence Xinhua, la China Export and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urait vu le montant des indemnités payées à ses souscripteurs bondir de 174 % sur les onze premiers mois de l’année 2008 par rapport à 2007.

比如商業金融與 國際運輸這些重要供給鏈，也遭受惡劣世局所打擊，商業部爾近要求中國出口商要愈來愈懂得自我保護，以免貨品完工後收不到客戶的錢；根據新華社表示，「中國 出口與信用保險公司」已經發現，2008年的前十一個月和2007年相較，付於其客戶的保險理賠金已經跳到174%。

En fait, nombre d’exportateurs sont mal protégés, et en cas de défaut, certaines pratiques commerciales montrent leurs limites : début janvier, 40 fabricants de jouets de Hongkong se sont ainsi regroupés dans un "comité des créanciers de Li & Fung", pour tenter d’obtenir du géant hongkongais de l’import-export des millions de dollars en arriérés de paiement suite à la faillite, aux Etats-Unis, de KB Toys. " (Li & Fung), et non KB Toys, a émis les lettres de crédit, donc c’est à eux de faire les paiements", a déclaré à l’AFP Lewis Luk, un porte-parole des fabricants. Li & Fung, qui annonce de son côté une ardoise de 5 millions de dollars de commissions due par KB Toys, a promis d’aider les fabricants, mais soutient que le règlement des commandes es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 KB Toys.

事實上，目前許 多出口商並沒有很好的自我保護，一旦出貨拿不到錢，商業現實顯示出他們的無能為力：在一月之始，40家供應香港玩具的中國大陸工廠，合組了「利豐債主委員 會」， 試著從「香港利豐」這位進出口巨人身上，取到導因於美國KB Toys公司破產，而被欠下的幾百萬美金(譯按，三者關係是KB向利豐下訂單，利豐再向中國工廠下訂單)；被欠債工廠的發言人路克先生向法新社表示：「是 利豐簽發這些信用證，而不是KB玩具，所以，是利豐該去付這筆錢。」利豐則表示：利豐自已也被KB Toys欠了五百萬美金的佣金，對於那些工廠，利豐會幫助他們，但範圍僅限責任在於KB Toys的訂單部份。

Après des années d’expansion, le fret maritime et aérien subit le contrecoup de la décélération des échanges : les ports de Shenzhen et de Shanghaï ont vu, en décembre 2008, les volumes de transport par conteneurs chuter respectivement de 15,7 % et 6 % par rapport au même mois de l’année précédente.

雖經過多年的擴張，但目前因交易減速，讓航運慘遭反轉現象：在2008年十二月和前一年同期相比，深圳港、上海港的貨櫃裝卸量各下降了15.7%及6%。(編按：值得注意的，高雄港世界排名雖節節敗退，卻裝卸量同期仍是上昇的，連結)

Les acteurs de ce secteur les plus en amont sont les premiers touchés : à Shenzhen, CMIC, le premier fabricant mondial de conteneurs a, selon la presse locale, mis au chômage technique 22 000 ouvriers en décembre 2008 et arrêté une partie de ses usines. Les compagnies de fret, qui ont agrandi leur flotte de navire et multiplié les investissements en 2007, se livrent une concurrence féroce : le prix du fret maritime est passé de 1 400 dollars pour un container de vingt pieds à destination de l’Europe à 400 dollars entre fin 2007 et aujourd’hui.

作為這一行的最上游者，將是最提早有所影響的；位在深圳的全世界第一貨櫃工 廠：CMIC，根據地方報載，在2008年十二月，就讓2200名工人技術性失業，工廠也部份 停工；曾經在2007年大力擴張船隻量及投資額的航運公司，也正將自己置於兇殘的削價競爭之中：從中國運一個二十呎的貨櫃到歐洲的海上航費，2007年年 中是1400美金，今日僅剩400美金。

"Il faut voir que nous sommes dans une saison traditionnellement creuse, à l’approche du nouvel an chinois. On observe toujours une croissance des volumes pour le trafic issu de la Chine vers le reste du monde et nous tablons sur une croissance du trafic en 2009", dit un porte-parole de CMA-CGM, le numéro trois mondial du transport de conteneurs. Confiant dans les perspectives du marché local à moyen terme, le groupe a confirmé ses récents investissements en Chine dans deux terminaux portuaires (Xiamen et Tianjin) et un réseau de 18 gares ferroviaires à conteneurs.

作為世界第三的 航運集團，法國達飛輪船的發言人表示：「我們必需了解，迫近春節原本即是傳統上的低潮季，中國對外輸出的交通量仍一直在上漲，2009年我們也信心滿 滿。」由於對該地中期市場的信心，這個公司近來還投資了中國二個港埠站(廈門與天津)，以及一個十八個火車站所構成的貨櫃運送網。

Brice Pedroletti

Article paru dans l’édition du 15.01.09.原文連結

引自 http://www.wretch.cc/blog/cliquer/17772336

說明：

本文轉載自：Now playing: Chiaokovsky Concerto:  德國警察撤旗事件，警察局長公開道歉 。

作者巧可夫斯基旅居德國不來梅。她注意到一個發生在德國的事件：在一場抗議以色列轟炸加薩的行動進行的時刻，有人在建築物上掛以色列國旗，群眾激動鼓譟，因此警察就進去建築物內把以色列旗子撤下。此舉引起輿論一陣撻伐，因為：「即使以色列該受譴責、且明知當天有反以色列的抗議，還有人硬是要掛以色列國旗的確是挑釁，但在德國，誰都有掛任何國旗、表達立場的自由。」

陳雲林來台期間，台灣同樣發生警察奪旗事件，台灣媒體和從政者卻少有從「任何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來指責警察行為不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以下是全文：

德國警察撤旗事件，警察局長公開道歉

上周末，在德國城市Duisburg，有一場反以色列轟炸Gaza的抗議行動。參與抗議的一萬多人裡，許多是德國境內的回教徒。抗議行列前進到一半，群眾 赫然發現一棟建築物上掛著一面以色列的國旗; 當下，群眾開始激動、鼓譟。就在近萬人越演越烈的叫罵聲裡，德國警察進了這棟建築物，把這面以色列國旗給撤下來。這面旗子一被撤下，群眾當然歡呼起來，抗 議也繼續進行。

然而，這段警察撤以色列國旗的影片被人拍下來，放上you tube廣為流傳(這則明鏡新聞網的報導裡有附上這片段)。隨之而來的，是德國人對警察撤旗行為的指責— 即使以色列該受譴責、且明知當天有反以色列的抗議，還有人硬是要掛以色列國旗的確是挑釁，但在德國，誰都有掛任何國旗、表達立場的自由。

對警察的指責，在蔓延兩天後，此城市的警察局長今天站出來公開道歉。然而，德國民眾與媒體的檢討聲浪未曾停止，在野黨SPD已經決定在本周四，在國會提出討論此事件。

我想，這則德國新聞以及這周德國媒體持續沸騰、有關警察撤旗違反言論自由的檢討，應該不會有台灣主流大報會編譯刊登的。一刊登，沒有台灣人不會想起，未久之前，陳雲林來台時的警察撤國旗事件，或者警察進入唱片行，關掉音樂拉上鐵門的那一幕。

上 周末在德國，警察進入某建築物撤下的，是以色列的國旗。儘管這個國家，目前正因轟炸Gaza受多數德國人非議，德國警察局長也得為了侵犯言論自由公開道 歉; 而去年底，台灣警察扯下的，是我們自己的國旗，卻沒有任何官員為此道歉過; 更別提，大多數主流媒體，並未好好檢討言論自由的侵犯，相反的，重點多半只擺在抗議群眾失控變成了暴民。

在明鏡新聞的報導最後，引述了德國某位國會議員的受訪時的一段話:

我們現在最該檢討的重點，是為什麼警察得因為示威者的失控與某些潛在的暴動危機，而無法保障、甚至犧牲掉其他民眾的言論自由?

讀完這則新聞後，我真的有點激動、也有種心痛的感覺…

由於以色列自去年12月27日起，以反制哈瑪斯持續從迦薩發射火箭攻擊以國平民為由， 對迦薩走廊發動空襲與砲擊，並自今年1月3日起發動地面攻勢，迄今已造成當地巴勒斯坦人民逾500人喪生，其中半數為平民、警察等非戰鬥人員，包括許多兒童，受傷的平民人數則已超過2000人；在以色列方面，也已有4人傷亡。

迦薩面積360平方公里，正好是台灣的百分之一。如按台灣的比例計算，迦薩只能住23萬人，但實際上卻擠進了150萬人。在以色列的軍事與經濟封鎖下，這150萬人的基本衣食健康狀況已極惡劣（例如根據Johns Hopkins大學的研究調查，53%生殖年齡的婦女和44%的兒童患有貧血症）。本來已經戰禍連連；如今密集空襲與砲擊之外，又有地面戰爭，其所將造成的對平民的傷害更將難以想像。 站在維護人權與人道的立場，我們對以巴雙方以平民為目標互相攻擊的不法行為，深感憤怒。

在世人剛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的當下，這樣肆無忌憚違悖國際人權準則的暴力行為，尤其以色列「反擊」之一如往例無視比例原則，更令人齒寒。 我們了解，巴以雙方的衝突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以及國內、國際政治的因素。但任何這樣的因素都不能合理化對生命的踐踏。我們更憂慮，冰冷的傷亡統計數字所代表的，是多少破碎的家庭和未竟的人生夢想。這些永難彌補的人性創傷，將使兩個民族的仇恨更難化解，和平更為遙遠。

做為地球的共同居民，我們無法對如此反人性的暴行視而不見，也無法不去擔心聽似遙遠的砲聲對人類安全的共同警訊，所以我們不能沉默以對。

我們共同呼籲：

1. 衝突各方的軍隊及武裝團體應立即停火，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2. 衝突各方應尊重所有國際人權標準與國際人道法，不得以平民及非軍事用途的民間設施為攻擊目標，並應盡一切注意避免平民受戰火波及。

3. 以色列應立即停止對迦薩地區的封鎖，容許人道、人權工作者及新聞記者自由進出，確保居民能得到生活必需品、傷者和病患能及時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

4. 聯合國安理會應負起責任，確保衝突各方遵守國際人權與人道法。針對以色列與哈瑪斯雙方攻擊平民的不法行為，安理會應以決議加以嚴厲譴責，並要求即刻停止。

發起團體：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 （聯絡人：秘書長王興中 0939-321-179）

相關行動：

1. 請各連署團體於網站公佈聲明全文。（連署團體名單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網站公佈為準）

2. 聲明寄交以巴雙方政府及聯合國。

3. 前往以色列駐台代表處遞交聲明。（時間暫定1月9日週五AM10點,若有變動另行通知）

網路連署網址: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viewform?key=pezvnYU13v71wAV2z4sjDEQ

或上本會網站連署: http://amnesty.tw/

本文出處:http://amnesty.tw/

以下為台灣主要報紙1月31 日的社論節錄：

《蘋果日報》

胡錦濤講話的軟與硬

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認為，兩岸尚未統一，不是「領土與主權的分裂」，而是內戰延續的「政治對立」，但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這個 說法， 與馬英九的兩岸觀點大同小異，頗有唱和挺馬之意。更重要的是，因為不是主權領土分裂，所以兩岸問題不適用中國的《反分裂法》，因此法理上不必動武。這主要 是說給中國內部，特別是解放軍的鷹派聽的。相信這樣的說詞，會讓汲汲於推動兩岸和平協定的馬政府頗感鼓舞。

我們支持馬總統的兩岸政策，應該在各領域開放互動；但就和中國一樣，必須服從一個大原則：台灣主權。維護台灣主權，主要的目的是維護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亦即一個保護個體不會被集體吃掉的體制。

《自由時報》

胡、馬隔海唱和 台灣人民小心成為亡國之奴

中國對台統戰經常舊調重彈，了無新意，胡錦濤此番談話，仍然未具有任何吸引台灣人之處，但馬英九帶領藍營重新執政後，治國無能，只知對中國片面傾斜，每天盼望的就是中國的「開恩」與「施恩」，而胡六條正中馬氏下懷，勢必加速馬向終極統一的路上前行。

馬政府上台後，一反選前連結台灣，強調他是選主權國家總統之承諾，去台灣化、去主權化，走向終極統一，成了馬英九兩岸政策的主調。馬政府經濟上向中國傾斜，外交上自動棄械休兵，文化、教育上重新高舉大中國旗幟，為搭起直航之橋，不惜門戶洞開，開門揖盜。

加 上馬氏治理半年，已使台灣經濟衰退，民生凋敝，猶如人的體質虛弱，對中國的統戰逐漸喪失抵抗力，尤其馬英九與中國的一搭一唱，眉來眼去，已到了不再遮掩的 地步，如今胡錦濤提出六條統戰主張，無論是和平協議、經濟合作協議、共同協商參與國際組織等，莫不與馬英九當下的作為與論調，相互呼應，隔海唱和，看來台 灣人民再不覺醒，共同搶救台灣，恐將淪為亡國之奴。

《中國時報》

請馬政府審慎回應「胡六點」

最值得馬政府注意的，還是胡六點中所傳達的若干具體內容。胡錦濤顯然是有備而來，他的談話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針對馬總統就職後有關兩岸政策發言做最直接的回應，因而馬政府接下來會怎麼接招，自然廣受矚目。我們估計除了初步的簡單回應外，馬政府的兩岸決策團隊恐怕還是需要花點時間消化的。

在胡六點中，除了強調協商的和平論述，強調精神紐帶的文化論述，擴大溝通的交流論述外，字裡行間中有三個訊息，是北京最高當局在過去類似談話中比較少提，也是馬政府在解讀胡六點中，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是胡錦濤這回首度提及了雙方可就過渡時期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這其中包括建立軍事安全互 信機制，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和平協議等。這意味北京考量的已不僅是「撤飛彈」的議題，而是有意就兩岸未來要怎麼從目前的非官方關係，過渡到某種的 「官方關係」，嘗試啟動對話了。而誰都清楚，這課題在台灣內部可是個能掀起翻騰的壓力鍋，因為它已直接觸及「兩岸定位」的爭議了。過去大家「各自表述」慣 了，如今要搬上桌談，甭說兩岸，台灣內部都會先吵翻，但這個課題不論怎麼拖，終究都得要面對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特別針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提到兩岸可以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過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這一點應該是針對馬總統多次呼籲後的回應，也將會是測試兩岸關係的重要試金石，最直接的考驗即是今年五月間的世界衛生組織年會（ＷＨＡ），台灣有機會成為觀察員嗎？還是繼續被排除在外？第二個考驗則是九月間的聯合國大會，兩岸要準備怎麼處理台灣參與的問題？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則是胡錦濤特別提到兩岸可以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建立經濟合作機制，並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這其實就是針對馬總統所曾提過的「綜合經濟合作協議」（簡稱ＣＥＣＡ）最直接的回應，相關內容在一周前的國共論壇中已經有在初步對話了，我們預期這或許將是兩岸未來分歧最少，也將是進展最快的一環。

觀察者多認為這是呼應馬英九近日傾中政策。

馬英九在2009年1月1日作出回應，稱讚胡六點展現了新思維與務實作風，有利兩岸關係發展。但同時也強調，台灣不僅藉此提升在全球經濟地位，也要在兩岸經貿關係日益深化之際，積極維護主權與尊嚴。

以下轉載胡錦濤講話全文：

中評社香港12月31日電／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3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出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全文如下：

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08年12月31日） 

    胡　錦　濤 

    同志們，朋友們： 

    明天是2009年元旦。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裡，我謹代表祖國大陸各族人民，向廣大台灣同胞致以誠摯的問候和衷心的祝福！ 

    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兩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 史篇章。《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 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我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告台灣同 胞書》明確倡議，通過商談結束台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撤除阻隔兩岸同胞交往的藩籬，推動自由往來，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告台灣同胞 書》的發表標志著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自1949年台灣問題形成以來，我們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78年，黨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國的發展從此進入歷史新時期。《告台灣同胞書》就是在這個重要歷 史背景下發表的。30年來，我們為促進台灣問題的解決，提出了一系列對台方針政策。鄧小平同志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發展戰 略全局出發，在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為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作 出了歷史性貢獻。江澤民同志提出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豐富和發展了對台方針政策。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就對台工作作出重 大決策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主張新舉措，賦予對台方針政策新的內涵。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和實施，把我們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法律化，表達了我們堅持和 平統一的一貫立場和最大誠意，同時表明了全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台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共同意志和堅定決心。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在兩岸同胞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1987年底，兩岸同胞長期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同 胞交往日益密切，兩岸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形成互補互利的格局。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雙方在此基礎上舉行首次“汪辜會談”。2005年，國共 兩黨領導人實現歷史性會談，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今年3月，台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兩岸關係迎來難得歷史機遇。5月以來，本著建立互信、擱置爭 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神，兩岸協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得到恢復並取得重要成果，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邁出歷史性步伐。雙方妥善處理一系列問 題，保持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勢頭，推動兩岸關係展現出和平發展的前景。今天，兩岸同胞往來之頻繁、經濟聯繫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躍、共同利益之廣泛是前所 未有的。中國人民維護台海和平、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事業日益贏得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世界各國普遍承認一個中國的格局不斷鞏固和發 展。 

    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段發展 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 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3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我們制定和實施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把握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體現了尊重歷 史、尊重現實、尊重人民願望的實事求是精神，反映了對兩岸關係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從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我們要繼續長期堅持和全面貫徹 這些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大政方針，繼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不斷向前邁進。 

    3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進步，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3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海峽兩岸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把兩岸關係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通過交流合作增進感情融合、增加共同利益，通過協商談判積累共識、減少分歧，循序漸進解決問題。 

    30年的實踐還充分證明，“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違背兩岸同胞共同利益，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拂逆中國發展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必然遭到兩岸同胞共同反對。任何人、任何勢力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同志們、朋友們！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兩岸關係歷經風雨坎坷，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回顧近代民族之艱難奮鬥歷程，展望未來民族之光明發展前景，我們應該登高望遠、審時度勢，本著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以更遠大 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勇氣、更務實的思路，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實現祖國統一，目的是維護和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追求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幸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我們一定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 取祖國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有利於兩岸同胞加強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於兩岸積累互信、解決爭議，有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共同繁 榮，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為此，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全民族的團結、和諧、昌盛。我們應該把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 一個中國作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把深化交流合作、推進協商談判作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途徑，把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鬥作為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攜手共進，戮力同心，努力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一、 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 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複歸統 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好 商量。兩岸應該本著建設性態度，積極面向未來，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平等協商，逐步解決兩岸關係中歷史遺留的問題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繼續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凡是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都應該大力推動，凡是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事都必須堅決反對。 

    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兩岸同胞要開展經濟大合作，擴大兩岸直接“三通”，厚植共同利益，形成緊密聯繫，實現互利雙贏。我們繼 續歡迎並支持台灣企業到大陸經營發展，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大陸企業到台灣投資興業。我們期待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推動經濟合作制度化，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奠定更為扎實的物質基礎、提供更為強大的經濟動力。兩岸可以為此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以最大限度實現優勢互補、 互惠互利。建立更加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進程，有利於台灣經濟提升競爭力和擴大發展空間，有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有利於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 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 

    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繫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 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式 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尤其要加強兩岸青少年交流，不斷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增添蓬勃活力。我們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包括願意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邁上範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台階。 

    四、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兩岸同胞要擴大交流，兩岸各界及其代表性人士要擴大交流，加強善意溝通，增進相互了解。對於任何有利於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建設性意見，我們都願意作出積極回應。我們將繼續推動國共兩黨交流對話，共同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對於部分台灣同胞由於 各種原因對祖國大陸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對發展兩岸關係持有疑慮，我們不僅願意以最大的包容和耐心加以化解和疏導，而且願意採取更加積極的措施讓越來越 多的台灣同胞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增進福祉。對於那些曾經主張過、從事過、追隨過“台獨”的人，我們也熱誠歡迎他們回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 向上來。我們希望民進黨認清時勢，停止“台獨”分裂活動，不要再與全民族的共同意願背道而馳。只要民進黨改變“台獨”分裂立場，我們願意作出正面回 應。 

    五、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我們一貫致力於維護台灣同胞在國外的正當權益。我們駐外使領館要加強同台灣同胞的聯繫，誠心誠意幫助他 們解決實際困難。我們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感受，重視解決與之相關的問題。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對於台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的前景，可以視需要進一步協商。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 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干涉。 

    六、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海峽兩岸中國人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竭力避免再出現骨肉同胞兵戎相見，讓子孫後代在和平環境 中攜手創造美好生活。為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為有利於穩定台海局勢， 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我們再次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 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有責任把她維護好、建設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要靠兩岸同胞共同奮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要靠兩岸同胞共同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由兩岸同胞共同享有。我們要堅持以人為本，把寄希望於台灣 人民的方針貫徹到各項對台工作中去，理解、信賴、關心台灣同胞，體察他們的意願，了解他們的訴求，為他們排憂解難，滿腔熱情為台灣同胞多辦好事、多辦實 事，依法保護台灣同胞正當權益，最廣泛地團結台灣同胞一道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灣的前途系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系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台灣同胞將同大陸同胞一道，共享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和榮耀，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驕傲和自豪。 

    長期以來，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胞心系祖國統一大業，是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我們衷心希望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胞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的貢獻。 

    多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台海和平、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事業給予了積極支持。中國政府對此表示讚賞和 感謝。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利益，只會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只會有利於中國人民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同志們、朋友們！ 

    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儘管前進道路上還會出現困難和阻礙，但只要我們堅定信心、不懈努力，緊緊依靠兩岸同胞，就一定能够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錦綉前程。

1977年，捷克還是共黨專制的國家，甚至連搖滾樂團都會被逮捕。以劇作家哈維爾為首的一群知識份子提出一個「七七憲章」，要求政府保障基本的人權、言論 與思想自由。這個憲章不是要組成一個反對黨，而只是要「讓不同信仰、職業背景的人形成一個自由、非正式的開放社群，以爭取捷克國家內或世界範圍內的基本人 權」，哈維爾如是說。統治者當然聽不進去，逮捕了哈維爾。然而，國家暴力壓制不了他們追求自由與人性尊嚴的決心，七七憲章成為異議份子集結的起點，成為後 來捷克反對運動的主要力量。

2008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在中國一群以知識界為主的三百多人提出一個「零八憲章」，基本理念是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具體主張包括分權制衡、司法獨立、人權保障、立法民主、軍隊國家化、城鄉平等，集會及結社自由等十九條。

就在正式公佈前兩天，參與起草的著名獨立作家劉曉波以及維權人士張祖樺被逮捕，劉曉波至今尚未被釋放，且至今多人持續遭到國安部門騷擾、恐嚇。

正 如哈維爾前幾天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所寫的評論文章，「2008年的中國不是1977年的捷克。在許多方面，今天的中國比三十年前的捷克更自由、開放。然而， 中國共產黨零八憲章的反應和當年捷克共產黨對七七憲章的反應是類似的。」兩個共黨政府都逮捕、騷擾簽署者，都用鎮壓來取代對話與辯論。

然而，這樣的鎮壓與迴避問題能持續多久呢？

劉 曉波被捕雖然超過兩週，但簽名者持續增加，農民、工人、記者、音樂人、一般白領都一一加入，現在已經超過一千多人。他們為何敢於加入？因為正如當年的捷 克，簽名者拒絕繼續活在謊言和恐懼中。他們要活出真理。所以許多簽名者都在博客上寫了這樣標題的文章：「我為什麼要在憲章上簽名」，或者故作不在乎地說， 「不過就是簽名」。誰都知道，這樣一個簡單的簽名動作，是具有無比的勇氣道德。

哈維爾在解釋七七憲章的意義說，那不是一個政治的行動，而是一個道德的行動。而對於一個處在道德危機的社會中，道德行動就是最有力量的。說出真話，活在真實中，就是無權力者展現權力。

「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 ……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七七憲章運動的結果是，十二年後的1989年，捷克爆發絲絨革命，民主體制取代了極權體制，當年堅持要生活在真實中而入獄的哈維爾當選民主捷克第一任總統。

而中國呢？道德與真理的力量可以最終克服謊言與暴力的國度嗎？

影片共分三個片段

在第二次江陳會簽訂四項協議之後，馬政府未依兩岸條例第九十五條「應經立法院決議」之立法程序即自動生效，遭致國人黑箱作業、喪失主權、為國共論壇背書、逃避監督等批評。除了這些正確的批評之外，以四項協議整體觀之，對台灣的最大危機，是馬政府未進行國家安全與經濟影響的評估作業，這些都不是馬政府「我沒有出賣台灣主權」、「對台灣經濟注入活水」、「不會影響國家安全」、「這是以前做不到的」一句話可以含糊帶過的。

以兩岸空運協議來看，去年由台赴中之人數高達四百六十萬人次，而由中赴台僅三十二萬人次，高到不成比例的台灣人到中國消費必然對於台灣消費性產業發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由於更便捷的航空客運加速人流失衡，因此政府理應以提高中國人士來台觀光作為平衡，對於客運包機的處理也採循序漸進處理。然第一次江陳會的觀光協議簽訂之後，馬政府還一直在畫中國觀光客的大餅充饑時，就大幅增加每日包機頻率為每週一百零八班，這毫無疑問將加重兩岸人員往來的單向性。更有甚者，是這江陳會簽定的是《海峽兩岸空運協議》，要在半年內就定期航班作出安排，亦即幾個月後就會有定期航班出現，對台灣的消費性產業勢必造成更加嚴重的衝擊。但是馬政府對空運協議的影響評估依然付之闕如！

而同樣會造成產業衝擊的，還有各項開放政策，包括開放十二吋晶圓在中國投資、對中國投資上限鬆綁、金融機構的開放、承認中國學歷、饒富統戰旨趣的大貓熊來台等，任何一項大開放或許有部份好處，但也都會有衝擊，也必須要進行結構性調整，以降低對台灣的負面作用。然而馬政府都沒有進行影響評估，而只會喊開放，這種兩岸政策真的不負責任。

在客運協議之中，開放台灣的國內機場包括台中、松山、馬公、花蓮、金門及台東。許多人已論及開放國內機場已將兩岸航線降格為國內機場，棄台灣主權於不顧，這論點極為重要，但馬政府卻無任何回應。尤其中國對台軍事部署未見減緩，中國仍積極準備對台軍事行動，開放多座軍民兩用機場對於國家安全衝擊可想而知。雖然金門已經不再是我國防衛第一線，但航線都沒有定就將金門作為兩岸航點，這等於是在開空白支票。而我國防衛第一線的澎湖，已經開放兩岸空運與海運直航。清初施琅先打下澎湖作為攻台的跳板，澎湖一失，台灣就不保，台灣人民對這歷史記憶一點都不模糊，這也是台灣人民對於國家安全的敏感神經。馬政府不但對於開放澎湖沒有任何配套作為以安民心，還要以讓三軍跳腳、國安專家傻眼的「決戰本島」作為國防的新原則，這種政策讓人無法想像。

為政者應為國家的安全與經濟發展負起最大的責任，應為各項政策與後續進行準備與因應，更應與社會各界說明其政策旨趣，避免爭議。然馬政府卻在沒有評估之下一昧對中國進行無可回復的開放，以為這些是可以治癒台灣各種問題的特效藥，無怪乎台灣主權、安全、經濟、人權各項指標都在走下坡。

做為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最主要的目的，就在於人權的保障，至於統治機關的權力分立制衡，也是為了避免國家公權力者的濫權，而害了人民的基本人權。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特別是以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灣訪問，以及所謂兩會的協商決議的生效問題，可以看出台灣民主憲政的倒退與危機。

首先，為了不讓陳雲林直接面對抗議的聲音，情治及警政機關採取了高規格的「護駕措施」，其規格甚至高於過去對國家元首保護的標準。如此高規格的維安措施，警方的強勢作為，自然容易使人民的自由受到侵害。包括走在路上穿著不滿服飾的人，手上拿著中華民國國旗的人，乃至於播放本土音樂的唱片行，都遭到了警方的騷擾或是干涉。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發生公權力嚴重侵害人民人身自由及表現自由，固然不容忽視，萬一此種對人權的侵害的行為不是一時的現象，而成為公權力或是警方執法的趨勢，問題就更嚴重了。

在北、中、南各地串連的野草莓運動，所提出的主要訴求，包括國安局、警政首長針對陳雲林來台期間情治警政侵害人權事件的下台、總統及行政院長為此次行政責任的道歉、修改相關集會遊行法規定等等，都可以視為學生捍衛基本人權的行動。可是執政的馬英九政府，除了宣稱集遊法將改為報備制，是馬英九總統一路走來的政策之外，卻堅決拒絕道歉。反而堅持情治警政機關這一波對基本人權的侵害，乃是依法行政。換言之，直到目前為止，對此一事件負有政治責任、決策責任、行政責任乃至法律責任的相關人員，根本拒絕道歉、負責。更令人遺憾的是，此種高規格的維安措施，似乎並未隨著陳雲林離台而落幕。飽受各方批評的北投分局長，表示「若有機會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這樣作」。而在高雄馬英九總統的維安規格，也向陳雲林來台時看齊。

基本上，人身自由與表現自由是基本人權的根本事項，如果人身自由與表現自由無法確保，將是大開自由、民主的倒車。台灣歷經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而成為亞洲自由、民主、人權指標領先的國家，而短短不到幾個月，我們卻看到了公權力對於侵害人權，並不感覺有違法失職之處，反而動輒宣稱相關的執法皆為合法，甚至歡迎人民來告。政府擁有法律配置的公權力，原本以保障人權作為執法的重要目的，如今卻以維護治安避免遭到騷擾為由，輕率的侵害人民的人身自由。加上馬英九政府公然介入中央社的報導，及立法院假藉預算審查意圖干預公視的運作，使得台灣於「自由」的表現出現嚴重的倒退。

其次，台灣歷經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好不容易名列自由國家之林，自由與民主的指標更在亞洲名列前茅。而此次陳雲林來台，警察及情治單位執勤過當，不僅將導致台灣相關指標的倒退，而且嚴重影響人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需認知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改革固然是可貴的，但是它也絕對不是化學方程式中的不可逆反應，這也就是說如果人民對於自己的權利及自由民民主的價值，不能抱持審慎而警覺的態度，面對行政部門濫用行政裁量、執行過當之際，無法加以制衡，既有的政治改革成果，將受到嚴重的傷害。特別是配合近來馬英九政府為了與中國海協會進行所謂的不涉及政治的事務性協商，甚至不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拒絕立法院長王金平要求行政部門必需尊重立法院的再三要求，更使我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憲政成果，遭到打結構性的打擊。根據近代意義下的憲法，憲法必須以保障人權作為目的，國家統治機關則必須採取權力分立原則。而此次陳雲林一來，由於馬英九政府低姿態的逢迎，以及高規格的接待，而強悍地回應國會監督的要求，強力地壓制人民的表現自由，使得台灣的憲政運作已經無法合乎近代立憲主義的起碼要求，憲政的危機已然浮現。

換句話說，透過此次陳雲林來馬英九政府的作為，不單單強勢表現了近二十年來幾乎未曾有過以警力強勢作為，壓制人民的表現自由，更破壞了行政部門應受立法部門監督制衡的民主憲政常規。也就是為了維持陳雲林的顏面，為了迅速而簡單的達成馬英九政府所主導的政治目的，不惜使台灣整個人權與憲政運作出現嚴重的倒退現象。對於此一問題的發生，在這個時間點一定要邀請陳雲林來台，是首先必須被批判的。如果只是單純事務性的談判，根據過去的往例，在第三國談判又有何不可，而在毒奶等一連串事件之後，馬英九政府明明知道台灣社會對於中國不滿的情緒日漸高漲，而在此時硬要進行此一在台的兩會對談，又為了避免陳雲林面對台灣民意的抗議，動員了空前的警力，採取了強勢的壓制，戕害人權。對此而言，如果不是馬英九政府充耳不聞，就是一意孤行，不顧人民的感受。而連立法院長要求尊重國會，都不願作起碼制度性的回應，更使台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成果，遭到嚴重的衝擊。

而在江陳會完成相關的協定、協商之後，國民黨當局宣布協議簽訂後七天及四十天後生效，而罔顧相關協議的內容，不僅涉及立法院的立法權的行使，使權力分立體制遭到根本性地傷害，更屬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必需經立法院同意的事項。這樣的結果，再次顯示國民黨當局，雖然同時掌握了行政、立法兩權，但是已經連形式上的法制運作，都不願遵守。為了維護人權，為了促進台灣自由民主的深化而不致倒退，國人理應不分黨派，保持戒慎恐懼的心情，持續強力加以監督，務必使馬英九政府對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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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執政下的台灣經濟倒退危機 2008年九月，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使原已低迷的台灣經濟雪上加霜！台灣自馬政府上台以來，各項經濟數據明顯惡化，在八月底時，馬英九率先承認他所提出的「六三三政策」必須等到八年後的2016年才能實現！馬政府也指出，此一目標係根據國民黨在1992到2000的執政經驗所訂定的。此一說明，無異於自承現在的政府與官員完全是舊官僚、舊思維。須知此時全球金融海嘯尚未開始，而台灣股票市場指數已幾近腰斬，決不能「牽拖」是全球性問題！ 馬政府自上台以來，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對中國傾斜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已到讓人憂懼惶恐的地步。在年初大選時，台灣人民在國民黨「經濟不景氣」的催眠中將票投給了馬英九，認為「全面開放」可以開創榮景，犧牲一些主權來換得溫飽或許值得。不到半年，「全面開放」果然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六三三」的政策目標已成神話：經濟成長率不僅不到六，還已經成為負值；失業率不僅降不到三，已從五月的3.81% 到現在的4.64%，眼看就要突破六；沒有人奢望國民所得到三萬美金，能保有工作就不錯了。

更可怕的是，我們已看到馬政府專橫獨行、漠視民主的面目。面對一個極不對等的國家，本來就應小心因應。對大國而言，開放的風險容易承受，小國則正好相反。在馬政府屈意討好下，中國毫無損失，樂得以商促統，加快統一目標的進程，經濟永遠不會是中國與台灣來往的最主要考量。台灣則將所有籌碼 — 經濟與主權 — 攤在牌桌上，希望從對方撈得好處。 事實上，自馬政府五月份上台以來，許多經濟學家已看到政府決策反覆草率、無法掌握經濟情勢演變的狀況。在經濟不斷惡化之時，民進黨早已提出「退稅救經濟」的主張，無奈政府高低階官員們異口同聲一致反對抗拒，失去維持經濟動能的先機。直到九月份實質經濟已開始惡化，官員們仍短視地只關心股市衰退的情形。直到了十月底，見到九月份失業率不降反升後，才真正理解台灣經濟惡化之嚴重，一再重演挑燈夜戰端出政策的情形。此時的馬政府已經礙於顏面，不好意思再提民進黨的退稅主張。
原本馬政府規劃的經濟方針，係透過「十二項愛台建設」與「兩岸開放」來作為提升長期經濟成長的藥方；而針對五月份上台以來的「短期」不景氣，則採取「擴大內需」與後來應急的「振興經濟方案」，奢望2008年底就能收刺激景氣之效。上述政策，都是在短短一兩個月前，大家耳熟能詳的政策。但十一月起，經濟情勢惡化嚴重，上述政策不是還未見發包落實，就是毫無影響效果。才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連政府官員都已不大談論上述政策，民眾更已印象模糊！馬政府於是又趕緊丟出只有話題效果、難以刺激消費、卻要債留子孫的「消費券」政策。馬政府對於經濟發展情勢沒有遠見與長期規劃，不斷透過擴大內需、擴大公共支出、消費券等政策灑錢救經濟。如果真有這麼簡單，人人可以當總統。長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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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如何解決？未來經濟成長的動力何在？除了依賴中國，別無他法？除了成效不彰的「立即上工」計畫，對失業束手無策？我們要這樣的政府何用？一味討好中國不但無法得到好處，只會在主權與經濟上不斷傷害台灣。 馬政府半年來因應經濟情勢的能力與作為，早已令人無法信任。從證交稅減半、消費券決策紊亂加朝令夕改、處理失業問題反覆不定。行政院號稱博士內閣，財經官員多的是財經博士，卻如越來越多人認為的，是關在學術象牙塔裡治國、不知民間疾苦。政府原應提供給人民的信賴感、安全感正在一點一點流失。我們看到的是，人民越來越不相信政府說的與做的，只能自謀生路。